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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史的另一种表达

王炳文 发布时间:2019-02-25 14:56:00来源: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   【读书者说】

  唐史的另一种表达

  ——《长安与河北之间——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》读后

  作者:王炳文(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)

  关于安史之乱以后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的关系,中外学者多有?#33268;郟?#20294;系统性的论述尚未及见。仇鹿鸣的新作《长安与河北之间——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》正是以此为切入点,上起安史之乱爆发前夕,下迄唐亡,集中?#25945;?#20102;一个半世纪内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的政治关系演变,涉及安史之乱、贞元政局、元和削藩、会昌伐叛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。作者徜徉于“长安与河北之间?#20445;?#24847;在“从大量的具体政治行为与文本中发现潜藏着的‘默契’,勾勒‘默契’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后对唐廷与藩镇双方行动的制约”。读罢此书,颇感其立意之新与所涉之广,浅谈于下。

  如果撷取全书最为核心的概念,就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反复论及的“政治表达?#20445;?#36825;?#37096;?#20197;作为我们进入本书的一把钥匙。翻检《全唐文》,我们会发现大量作于唐代后期的神道碑、刺史厅壁记以及家庙碑,学界多将其作为考辨人事的习见史料,从而遗漏了其背后蕴含的大量信息。仇鹿鸣则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话语的表达和权力关系的昭示,具体到河北藩镇,则是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长期博弈的产物,同时包含了唐廷掌控河北的尝试?#22836;?#38215;对于长安方面的反馈姿态。这正是仇氏着意提出的“政治表达?#20445;?#23427;对应于传统政治史关注权力斗争变迁的“政治实践”。这组对应?#19968;?#21160;的概念贯穿全书,尤其在对田氏魏博的研究中得到精彩展现,将德、顺、宪三朝诸多关键史事串起,剖析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内在演变理路。

  “政治表达”这一概念的阐发,离不开充分细致的文本?#27835;觶?#32780;这种基于史实考辨的个案研究又成为作者理论构建的基石。唐代藩镇研究向分两派,以张国刚、王寿南为代表的学者重视结构架设和类?#22836;治觶?#32780;以毛汉光、渡辺孝为代表的学者则?#21467;?#20110;个案?#27835;觥?#20004;种理路本来各有所长,但近年来宏观?#27835;?#26085;渐冷落,个案研究则不?#26174;?#22810;,并?#27663;?#20986;细碎化和模式化趋向。这种蔚为壮观的集体劳作,掩盖了唐代藩镇研究中深耕不足、视线狭隘的缺点。对于仇鹿鸣来说,“政治表达”很巧妙地成为连接个案与整体的桥梁。例如,在?#33268;?#23466;宗年间河?#26412;?#21183;时,作者并未?#22303;?#27827;朔三镇进行简单比较,而是选取魏博节度使作为关结点,以此观察整个河北的政治动向;又如以王伷的个人仕?#26053;?#36816;为视角,观察安史之乱期间陷伪官员的内心世界,并进而?#25945;?#20102;时人对于“忠”的认识变化;再如从李裔墓志释读出唐末昭义军的大量信息,并由此提出了“骄兵化”以及藩镇叛乱两种类型的观点。如此种种,都显示出作者游走于个案实证与理论建构之间的从容娴熟,也使“政治表达?#26412;?#26377;了现实的力量。

  仇氏独到的个案?#27835;觶?#26159;以大量石刻史料为基础的,这中间既包括新出土的墓志,更有重见天日的传世碑刻史料。在?#25945;?#29141;政权统治下民众心态时,作者裒辑了60方相关墓志,远超此前学者的运用数量,从而使其论证建立在坚实而可信的基础之上。仇氏对于石刻史料的利用方法尤其值得借鉴。作者并非一?#37117;?#27762;于占有最新的出土墓志,做蜻蜓点水之研究以领风潮,而是对石刻史料的价?#21040;?#34892;甄别衡量,集中考辨意义重大者,枝蔓残缺者则用为辅证。此外,作者善于从传世文献中发现以往未予重视的碑志史料,并加以重新考订,使之焕发出全新的学术价值,其?#26376;?#35753;神道碑的利用即是一例。该碑在《全唐文》中仅存200字?#20063;?#32570;难读,作者先后从两种方志文献中发现了其完整原文,经过对比考订并辅以实地勘察,最终使这方长达3000字的碑文重新进入学界视野,对理解唐末魏博政治产生了重要作用。事实上,像罗让碑这样湮沉于习见史籍中的唐代史料尚有很多,而仇氏的利用方法无疑值得唐史研究者学习借鉴。

  当然,?#25945;?#26412;书的学术意义,仍需要回到?#20081;?#24682;提出的河北胡化理论。陈氏的理论源于其一贯主张的种族文化观,用以探究唐后期统治阶级的升降及其包含的族属因素,但近年来胡化理论被作出一些过度的诠释,以致面临困境。例如,久盛不衰的粟特学对于安禄山及其诸多叛将粟特种族的强调,并为解释这一商?#24471;?#26063;的?#25991;?#21270;而提出了?#20843;?#29305;人的?#22238;?#21270;”命题;又如以森安孝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提出了“过早的征服王朝”理论,认为发生于8世纪中期的康待宾叛乱和安史之乱,均可视为此后辽、金等?#32610;?#26381;王朝”的最初形态。有鉴于此,仇鹿鸣在本书中以“胡化说的射程”为切入点,从“对胡化范围及程度的考辨”以及“如何理解中晚唐长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会所?#27663;?#20986;的‘异质感’”主客观两方面重新加以考察,提出?#25226;成?#30340;混杂恐怕不能被简单地比定为‘胡化’,是否维持部落形式才是判定程度的重要标尺?#20445;?#36827;而通过对燕政权中诸种汉式政治表达及其内部变化的论证,得出?#23433;?#33021;仅因时间上的连续性或兴起地域的邻?#26377;裕?#31616;单地将安史之乱、沙陀王朝与之后的辽、金等王朝相提并论,构拟出一条‘连续’的历史线索”的看法,不能不说是深具见地的。

  在上述基础上,作者提出了?#32422;?#23545;于“唐宋变革论”的?#27492;?#19982;回应。自内藤湖南提出这一学说之后,中古史研究便始终无法绕开它。这一理论在很好地解?#22303;?#20013;国中?#27966;?#20250;向近世转变的内在过程的同时,也无情地吞噬了唐代本身的历史。在这一理论框架下,唐朝后半段历史成为进入五代乃?#20102;?#21021;的一种必然准备,胡化、藩镇割据等现象被过度强调,并被赋予历史目的论,唐史研究日益表现出被“肢解”的趋势。?#28304;?#20167;氏认为“我们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,亦需保?#24535;?#24789;,?#36797;?#23581;试观察历史演进中的不同节奏”。显然,这个问题不是一位学者、一部著作所能解决的,而作者的态度也因此审慎很多。事实上,唐代历史分期正体现出了这种无奈,即便放弃以安史之乱为界点的二分法,我们目前也只能以“初唐”“盛唐”“中唐”“晚唐”这种颇为含混的时?#20301;?#20998;?#20204;?#20195;替,而这些概念本是借取于文学史领域。本书副标题袭用了“中晚唐”这一成说,恰在一定程度上?#20174;?#20986;这种尴尬。

  相较于中国古代史某些领域的“热闹”情形,唐史研究近年来颇显沉寂,这在很大程度?#26174;?#20110;新出史料的缺乏。然而历史研究并不应该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。仇鹿鸣的这部新作,给我们展示出唐代历史的另一种“表达”。从作者的钩稽爬梳中,我们看到了许多摄人心魄的历史瞬间和焕然一新的原创观点,把这些创见贯穿起来,使得唐史研究?#27663;?#20986;一种新貌,展示了诸多新的可能性。显然,这是一部开拓性而非总结性的著作,它有理由引发更多的?#33268;?#19982;关注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2月23日 12版)

(责编: 常邦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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